若依庄子的话，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，说太山不算大，秋毫之末不算小。

（以上三处引自《论语*为政》）这德是君王自认的德，这礼是君王自认的礼。视人若己，视人身若是其身。

至入人栏厩、取人牛马者，其不仁义，又甚攘人犬豕鸡豚。万物毕同毕异，此之谓大同异。所以，上位的执政者首先必需有兼爱百姓人民的平等心。他们根本不懂，也不可能懂得墨家体大思精，自成一系的学说思想。异，二，（《经上》）二必异，二也。

兼爱非攻既是为了别人自由，也是为了自己自由。钓者之恭，非为鱼赐也。依我看来，《韩非子》十分之中，仅有一二分可靠，其余都是加入的。

譬如现在内地乡人捉住了做贼的人便用私刑拷打。（五）尹文与《尹文子》：见上章。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，看此两事，可以想见。据这些引语看来，尸佼是一个儒学的后辈，但他也有许多法理的学说，故我把他排在这里。

他说： 故治民无常，惟治为法。故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，只有法治的学说，并无所谓法家。

后来别墨论法字，要使依法做去的人都有一致的行动，如同一块碑上摹下来的拓本一般。两者都是全称（Universal）， 都有驾驭个体事物的效能。圣王正言于朝，而四方治矣。这两个意义都很古，比较看来似乎模范的佱更古。

荀卿不要法先王，是因为先王的制度文物太久远了，不可考了，不如后王的详备。故说：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，必为鲧禹笑矣。《荀子·富国》篇所说由士以上，则必以礼乐节之。这是说同法的必定同类。

名与法其实只是同样的物事。韩非既主张进化论，故他的法治观念，也是进化的。

又《系辞传》：见乃谓之象，形乃谓之器，制而用之谓之法。宋朝王安石批评老子的无为主义，说老子知无之为车用，无之为天下用，然不知其所以为用也。

这个观念得墨家的影响最大。众庶百姓，则必以法数制之，都可为证。如《尹文子》说： 法有四呈：一曰不变之法，君臣上下是也。正如先有农业，方才有农学后二十几年（昭二十九年，前513年），叔向自己的母国也作刑鼎，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在鼎上。无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四者为法。

人治主义的缺点在于只能希望惟仁者宜在高位，却免不了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险。《经说》曰：一方尽类，俱有法而异。

法家所主张的，并不是用刑罚治国。（《六反》） 韩非的功用主义和墨子的应用主义大旨相同，但韩非比墨子还要激烈些。

廌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，从廌去，是刑罚之法。四曰平准之法，律度权衡是也。

他说： 故治民无常，惟治为法。但他把一切微妙之言、商管之法、孙、吴之书，都看作无用的禁品。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（按《史记》所说。又如《管子·白心篇》说的：名正法备，则圣人无事。

又如《尸子》说：正名去伪，事成若化。李斯劝秦王急攻韩欲得韩非，似乎不可信。

现在所谓立宪政体，即是这个道理。公布的成文法既多，法理学说遂渐渐发生。

我们叫抄本做副本，即 是此意。如《礼记》所说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

境内皆言兵，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，而兵愈弱。后来公布的成文法渐渐增加，如郑国既铸刑书，后来又采用邓析的竹刑。秦称王在商君死后十余年。正如刑名师爷的责任只是要寻出各种案情（实），合于刑律的第几条第几款（名）。

（《心度》） 韩非虽是荀卿的弟子，他这种学说却恰和荀卿相反。斩二首者爵二级，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篇）。

故《韩非子·定法》篇说：  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。某人杀人，故某人当死）。

如尸子的以实覆名，……正名覆实。（五）尹文与《尹文子》：见上章。